耻感文化就是以人的耻辱感这种心理感受为基础，加以发掘、升华，使之成为的一种文化积淀，且这种文化积淀对人们的行为会产生影响。

【中文关键词】 法治评估。政治途径的价值诉求是行政行为的代表性、回应性和责任性，认知模式则为协议、民意和政治争辩。

在政治过程中，项目产出的评估性证据要有足够的竞争力。譬如，列文开创性地对行为研究的研究、李普特和怀特对民主和集权领导的研究，都是影响广泛的评估研究。无疑大数据必然对于法学研究与国家治理、法治评估的理论和实践产生若干重大的影响，海量的信息让法治评价数据化、直观化、可测化成为可能。【注释】 [1]以法治评估在中国知网进行全文精确检索可知：2002年出现法治评估的前身(依法治市)工作评估及其研究。(一)指标观测导向的法治评估 指标观测导向的法治评估是评估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以特定的法治现象为评价对象，通过设定具体的指标和观测点，以及权重化的技术手段进行具体量化，并以量化的结果对法治特定层面水平进行数值化的反映。

对于每一个成对比较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利用一致性指标、随机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检验。只有当社会现实中存在着事实情况需要法律规范来进行规范、调整的时候，法律才有可能、也才有必要被制定出来。（三）社会大众好观赏受刑惨状的普遍心理 中国古代经常公开执行刑罚，如斩首、绞刑、凌迟处死等刑罚，通常都会在人流量较大的集市闹市执行，一方面是为了威慑犯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教育民众。

因此，通过耻辱刑所具有的惩罚性和耻辱性二元结合的特征来教育人们要遵守礼义廉耻的基本要求，其效果往往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规定的礼的要求，所以受到了刑罚的惩罚和羞辱。换句话说，就是要向社会公众传播一种基本的礼义廉耻标准。对于混迹于官场多年的官员来说，政治生涯的非正常结束有时候可能比生命的终结或自由的限制还要令其感到痛苦和羞愧。

这一需要主要体现在通过耻辱刑用刑效果、耻辱效果的广泛传播，来向社会大众传达一种行为准则。若无这一基础，耻辱刑就毫无存在的价值。

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扬后世，光显其亲，故行孝以不毁为先，扬名为后。这里提到了对儒者的三点要求，即可以亲近而不可威胁，可以接近而不可逼迫，可以杀害而不可侮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耻辱刑通常会给受刑人贴上难以磨灭的犯罪标签。在中国古代，所谓士，上古时代指代掌管刑狱的官员，先秦时期多指官僚贵族阶层，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指的是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

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汉谟拉比法典》规定：伤害他人眼睛、折断他人骨头、击落他人牙齿的自由民，应分别处以伤害其眼、折断其骨、击落其齿的刑罚。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

尽管中国古代诸多思想学派关于耻的界定都各不相同，对于耻的分类也各有说法，但有一点认知是一致的，即耻是一种负面评价的概念范畴。耻辱刑作为一种刑罚，其目的是给受刑人带来精神痛苦和部分肉体痛苦，比如在受刑人脸上刺上表征犯罪的符号和字样，让受刑人戴枷锁示众等。

基于人类社会曾有过的这种同态复仇的观念认识，人们才普遍认同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做法。（《荀子?正论》）到了后来刘邦入主咸阳城后与老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认识。

若其有犯，应死即杀，应流即流，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耻辱刑作为一种刑罚，也具有这一特征。同时，对社会大众也产生一种直观、明显的警示和教化作用。这些耻辱刑给受刑人造成肉体痛苦的同时，也给受刑人贴上了永久性的或者长久性的犯罪标记。正义曰：其死者乱发及手足之爪，盛于小囊，实于棺角之中。有司奏：‘自今凡劫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并监司将吏自为劫，皆不限人数，悉依旧制斩刑。

荀况曾说过：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范依畴：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一）人身污损作为报复手段的自然运用 自古以来，杀人偿命都是社会大众的一种常见的心里认知。耻辱刑以给受刑罚人带来羞辱和耻辱为其惩罚的主要目的。

中国古代典型的耻辱刑，如髡耐之刑剃去受刑人的毛发，这即伤到了发。将实爪、发棺中，必为小囊盛之，此绿或为篓。

要想传播礼义廉耻这四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灌输式的直接教育，从而呼吁人们遵守这种基本行为准则。（《明史?王鏊传》）唐开元年间，秘书监姜皎犯罪，中书令张嘉贞为了讨好唐玄宗宠臣王守一，顺承其旨意，怂恿唐玄宗将姜皎施以在朝堂杖责的廷杖刑，之后流放。耻感文化多为东方文化，其主要道德制裁为羞耻，为他人之耻笑批评或轻视。这种惩罚和羞辱就向社会大众传播国家对该行为否定性的评价，社会大众或是出于对刑罚的畏惧或是出于对羞辱的认识而了解到了国家对于该行为的评价是否定性的，从而就不会去触碰这一行为界限。

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这几种耻辱刑确实都发挥了耻辱效果，但耻辱效果多来自于外界。孔子在《论语》中也多次评论过孝，其父母唯其疾之忧的说法也印证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论断。

同样，耻辱刑通过用刑能给受刑人带来很大的羞耻和侮辱，这种羞耻和侮辱通过耻辱刑的用刑效果长时间持续且广泛传播，这种方式能更直观、更有效的向社会大众传递何为耻、何为荣的认知，告诉人们若违反了礼就要受到羞辱的惩罚。在道德层面上，这种用刑效果是来自社会的责备和非难。

言为人子者，常须戒慎，战战兢兢，恐致毁伤，此行孝之始也。官员一旦受到了这类惩罚，就意味着国家对其政绩的否定，在严重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其政治生涯的终结。

这类刑罚能在中国产生并存在几千年而不被社会所淘汰，有深层次的原因和基础。也正是基于这么一种社会大众对于围观行刑的猎奇心，耻辱刑才能一方面向社会大众展现行刑惨状，威慑他们，另一方面，通过威慑，教育社会上的不安分子放弃犯罪念头。罪感文化多为西方文化，其主要道德制裁为罪咎，为自身之良知或罪咎感。这种文化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羞耻和侮辱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效果。

古人认为，人们首先要爱自己的身体，然后扩展到爱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身体，爱长辈的身体，爱全社会所有人的身体，俗语曰凡是人，皆须爱正是此理。从更广意义上来讲，诸如上文所述的自然与人性基础和社会政治需要等也是其他刑罚如自由刑、财产刑、生命刑的存在基础，但并不是唯一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这类刑罚仍然能有效地发挥其惩罚犯罪的作用。

颡受墨涅，若肤疾然，虽刑而不害。如汉元帝时期，长安令杨兴新犯罪，兴减死罪一等，髡钳为城旦（《汉书?贾捐之传》）。

故曰：‘士可杀，不可辱。倾斜、危险、倾覆尚可以解救，但国家若灭亡了，那就毫无办法了。